在大數據時代，無論是用以欺騙被害人的微信、QQ等聊天記錄，還是使用的具有詐騙性質的網頁、APP等工具，以及被害人轉賬記錄、行為人獲得贓款的記錄等，都會在網絡上留下抹不去的“蛛絲馬跡”，而這些犯罪痕跡很容易被偵查機關獲取。因此，網絡詐騙犯罪很容易被司法機關查獲并追究刑事責任。

但是，認定構成犯罪與否，還是應該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不能客觀歸罪。以虛假銷售物資案為例，如果行為人的確有渠道能夠買到物資，并做了一定的準備工作，又實施了利用時間差賺取利潤的行為，這屬于中間商賺取差價，可以認定為商業欺詐，因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則不宜認定為詐騙罪。

網絡詐騙與普通詐騙在入罪和量刑上都存在較大區別。相比較來說，網絡詐騙犯罪行為的入罪門檻更低，所面臨的處罰更重，故應當準確把握網絡詐騙與普通詐騙的辯點。

區分網絡詐騙與普通詐騙，主要把握以下幾點：

（1）犯罪對象是否為“不特定的多數人”

在網絡詐騙中，針對不特定多數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不特定的多數人，是指相對不熟識、關系不固定、了解不深入的多數人，一般具有對象的隨意性、人員的多數性及波及范圍的廣泛性。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包括在不特定多數人中尋找不特定的人，或者在特定的多數人中尋找不特定的人等。如針對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內人員實施詐騙，雖然朋友圈、微信群內人員眾多，但如果人員固定，均為親朋好友或同事等關系密切的人，則屬于“針對特定的多數人”。若朋友圈、微信群中除了熟人外，還有其他人員，甚至是真實身份不詳的人員，則可以認定為針對不特定的多數人。

（2）犯罪手段是否主要為“利用網絡技術”

在一些普通詐騙犯罪的過程中，往往也會大量摻雜網頁、微信、QQ等網絡元素，如果不加區別地將所有利用網絡技術的案件統統歸于網絡詐騙犯罪，不僅打擊面過寬，亦不能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檢察機關辦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指引》（高檢發偵監字[2018]12號）規定：如果通過電信網絡技術向不特定多數人發送詐騙信息后又轉入接觸式詐騙，或者為實現詐騙目的，線上線下并行同時進行接觸式和非接觸式詐騙，應當按照詐騙取財行為的本質定性，雖然使用電信網絡技術但被害人基于接觸被騙的，應當認定普通詐騙。

根據上述規定，如果行為人主要利用網絡技術手段實施了虛構事實、獲得財物、轉移贓物等行為，則可以認定為網絡詐騙；如果行為人主要基于線下當面對被害人實施了詐騙犯罪行為，而網絡技術僅用于事先選擇犯罪對象、事后獲取錢財等，則按照行為模式應當認定為普通詐騙，進而再分析為詐騙罪、合作詐騙罪還是其他犯罪。

綜上，在審查網絡詐騙案件時，要對“利用網絡技術手段”的主觀目的、對實施詐騙獲得贓物的作用大小及與被害人受騙之間的關聯性進行綜合分析，準確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