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某月某日，犯罪嫌疑人曉蕾（女，二十歲）因與他人在公共場合發生輕微暴力沖突，被民警帶至某派出所接受詢問。制作《詢問筆錄》時，曉蕾提出，筆錄上記載的內容不是自己的真實意思，與客觀事實不符，要求民警修改。民警堅持要求其在筆錄上簽字，曉蕾拒不簽字，雙方發生爭論。此時，在場的一名民警高聲喊道：“快！把她裝進籠子！”多名民警一擁而上，曉蕾遂與民警發生肢體沖突。多名民警采取扭臂、按壓在地、上手銬的方式對曉蕾進行制服。曉蕾將其中一位民警的小腿咬傷，經鑒定為輕微傷。其后，某分局以“妨害公務罪”立案偵查，并報請某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

作為刑事辯護律師，在掌握基本案情后，首先要進行定罪分析，即罪與非罪、此罪彼罪的分析；然后，才進入量刑辯護層面的考量。在進行定罪分析時，有犯罪構成“四要件論”和犯罪構成“階層論”兩種分析工具可供選擇。在大多數案件中，采取哪一種分析方式，得出的結論并無差別；在有的案件中，可能會有微妙但又十分關鍵的差異。就筆者的體會而言，“階層論”在邏輯上更具合理性，遺漏對行為人有利的辯護理由的可能性相對更小，是筆者在撰寫辯護意見、法律意見時慣于采用的一種分析、論理方式。對上述案情的定罪分析，本文采用“階層論”的分析方式。限于學力，僅供拋磚引玉。

按照“階層論”的分析思路：首先，進行“客觀不法”層面的分析；其次，檢索是否存在并成立特定的違法阻卻事由（如正當防衛）；再次，考慮主觀責任。也就是說，“妨害公務罪”罪與非罪的審查判斷邏輯順序應為：（1）“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2）執行職務是否“依法”進行，也就是執行職務的“合法性”；（3）行為人是否采用了“暴力、威脅方法”予以阻礙；（4）違法阻卻事由（如正當防衛）；（5）主觀責任，主要是行為人“妨害公務”的犯罪故意。

在本案中，曉蕾與他人在公共場合發生輕微的暴力沖突，可以認為其存在行政治安違法行為，是《治安管理處罰法》意義上的“違法嫌疑人”。民警將其帶至派出所進一步接受詢問，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行為，對此應不存在爭議。

“依法”，即執行職務行為的“合法性”。從立法上看，《刑法》之所以規定“依法執行職務”，意在保持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之間的平衡，這也是《刑法》“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體現。根據該規定，《刑法》不保護“違法執行職務”的行為，即不保護徒有“職務行為”的外觀，卻欠缺實質合法性的行為。刑法學一般認為：“合法”意味著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僅實體上合法，而且程序上合法；對合法性進行審查時，要具備職務權限、存在前提事實、程序合法三個條件；在整體上把握職務行為合法性時，有客觀說、主觀說、折中說等觀點（《刑法各論精釋》）。本文認為，從辯護律師的角度看，衡量執行職務行為的合法性，應兼顧法律的“明文規定”與“一般社會人”的見解（常理常情）綜合考量。

在本案中，警方職務行為的合法性存在下列問題。

（1）辦案民警應當保證違法嫌疑人如實陳述、進行申辯、如實制作《詢問筆錄》的權利，以及拒絕在筆錄上簽字的權利。

根據上述規定，民警應該慎重對待違法嫌疑人的《詢問筆錄》，如實記錄、認真核查，聽取其申辯。

那么，遇有要求更正、“拒絕簽名和捺指印”的，如何處理？

也就是說，民警應當按照其本人意愿進行更正或者補充；拒絕簽名和捺指印的，辦案民警在《詢問筆錄》中注明即可。

綜上，在本案中，曉蕾提出《詢問筆錄》記載的內容并非自己的真實意思，要求補充和更正的訴求，是合法訴求；其拒不簽字，首先事出有因，其次也不足以作為認定其“不配合”甚至“對抗”執法的理由。與此相應，辦案民警拒不更改筆錄，并強行要求曉蕾在筆錄上簽字，該行為不具備合法性。

（2）“裝進籠子”的說法和做法明顯侵犯人權，行為人對此予以反抗，在法律上并無不當。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治安管理處罰法》亦規定：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應當公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辦理治安案件，禁止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打罵、虐待或者侮辱。

在本案中，辦案民警高聲呼喝“裝進籠子”，明顯系侵犯人權的行為。在我國乃至任何一個現代化文明國家，“籠子”、“裝進籠子”的說法，都有特殊、敏感而明顯的“侵犯人權”意味，這是不需要證明的。從常理上看，曉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身將會遭受虐待等非人待遇，引起精神上的恐慌，進而予以反抗。實際上，辦案民警所稱“籠子”可能指稱的是“詢問室”。然而，作為一名剛滿二十歲的年輕女孩，曉蕾對此并不具備辨識能力。因此，其反抗行為于法有據，警方執行職務的合法性則屬闕如。